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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疫情之下 保基本民生就是保经济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2020年6月3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第145期【朗润·格政】论坛，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与经济复苏问题，并发布第2期“中国个体经营户研究”报告《烟火重聚：中国个体经营户新冠疫情下的复苏》。本文根据中国科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疫情加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性

今天要讨论的报告和议题都很重要，用电子支付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是经济研究的一种创新，也是应对疫情中经济学界的意外收获。很多人讨论消费券好还是现金好，如果能基于科学的调研数据和实验进行比较分析，会贡献更大的经济学价值，胜过经济学家的直观判断。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疫情后阶段，面临恢复经济、恢复基本民生的问题，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非常值得关注。今年政府没有确定GDP的具体增长速度指标，但是提出“六稳”“六保”。这两条当中第一点分别就是稳就业、保就业。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课题组提供了估算数据，从官方数据来看，2019年城镇就业4.4亿多人，其中私营企业占近33%，个体就业占26.4%，个体就业还只是统计了已经在市场监管局进行工商登记的部分，显然有很多人并未登记。所以课题组估算的数字更大。在这一轮疫情中，小微企业、个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我以前讲过，在疫情的冲击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有的主体受到冲击显然更大，恢复起来也更难。

国内外都在讨论疫情被控制以后，经济怎么复苏，会是U型、V型、L型，英文大写字母几乎用了一个遍。我认为这次疫情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复苏的轨迹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本身，可能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流行病学曲线如何变化。

中国的流行病学曲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倒V字形，即迅速上升，到顶点以后下降。但恰恰此时全球疫情开始暴发，而且形成了大流行。从全球疫情的曲线来看，目前呈齿状的倒W形，并且现在还没有到顶，之后会怎么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疫情曲线来看，期待中国经济能出现V字形或U字形复苏已经不太现实。主要困难在于受国际冲击比较大，而且不确定性很强。

中国不仅是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一个最大的开放经济体，货物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最近的PMI指数显示，出口新订单的指数在2月份下降到28.7%，3月份略有回升到46.4%，4月份又降到33.5%。5月份继续在35.3%的低点上。虽然4月份中国出口增长强劲反弹，但是影响因素包括：完成此前的延误订单、汇率变化、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加等，所以，仅凭目前的数字尚不足以判断中国的出口已经持续复苏。

保基本民生与促经济复苏的内在逻辑一致

虽然国际疫情压力很大，而且发展趋势难测，但中国还要继续保持开放，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寻求主动“脱钩”。但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要在更大程度上靠内需拉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主要都是为了满足内需而存在并从事生产的，所以其恢复意义重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国有大量人口的就业和基本生计状况脆弱，疫情加大了保民生的压力。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提出了一个引起热烈反响的事实，即在全国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的同时，仍然有6亿人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从数据上看，2019年中国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平均是30733元，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户，折成月收入是2561元。在这当中，统计给出五等份，收入最低的这2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只有615元。再往上一个档次即收入次低的20%，平均也只有1315元。两者相加占到全国居民家庭数的40%，低收入家庭的成员一般偏多，意味着这40%的家庭的总人口超过40%，即大体有6亿人。这部分人无法承受失业、就业不足或长期没有工作收入。

第三，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冲击明显，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只相当于往年同期的约70%。明显差了30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2018年1月才有，从这之后一直到去年底，失业率总体在5%左右，但今年1月份是5.3%，2-4月这几个月大体上升到6%左右。

过去的研究表明，5%左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大体相当自然失业率，即摩擦性失业加上结构性失业，属于充分就业状态。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出现了周期性失业现象，需要政策应对。从宏观经济学来看，常规情况下最简单的做法是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使之回到潜在的增长能力上，失业率在理论上就会降回到自然失业率水平。

失业率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所代表实实在在的人。从个体层面上，最容易遭遇失业的人与最承受不起失业的人，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重合度。因此这个人群也是保基本民生的重点。

第四，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不能只靠刺激经济。

如果面临的是经济周期现象，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回到潜在增长能力上就可以消除周期性失业。但是，疫情的特点决定了只采用刺激的办法可能无法回到潜在增长率，因为这是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冲击。就业恢复不能完全指望刺激经济。相反，我认为恢复就业本身反而是恢复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和发动点。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因素，越来越多地来自不可抗因素，形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市场会失灵，劳动力市场也会出现失灵现象。因此，这时恢复就业、降低失业率，应该动用政府这个有形之手，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市场经济，放弃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而是基于特殊情况，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扶持扶助小微型市场主体。

最后一点，如何通过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促进就业恢复。

每年国家统计局和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提到“城镇新增就业数”，去年是1352万人。有人不理解，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怎么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新增就业？其实新增就业是流量概念，指的是不断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或机会，不是净增加。随时创造出来的新就业机会并不一定能保持住，但不断创造就可以增加就业。因此，新增城镇就业其实对应着不断产生的新市场主体及其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根据官方统计，从新的市场主体来看，每天新增企业1万多个，新增企业可能不包括个体工商户。这意味着，在新创企业之外，新增个体工商户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尽管这都不是留下来的净增量，但是不断创造的主体也意味着能够不断创造就业。增量很重要，不断创造新的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新增企业，就会不断出现新的就业岗位。中央“六保”讲“保市场主体”，李克强总理说“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指的也是各种市场主体，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包括被总理“点赞”的地摊经济在内的新增个体户，都具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特点，对于恢复就业十分管用，特别是对恢复就业困难人员的经济活跃度更为重要。易于失业的人也是承受不起失业的人群，同时也是比较难以回到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要靠门槛最低的市场活动帮助他们恢复就业和基本生计。

积极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创业和生存环境

恢复和保持新增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模式和多元化的就业形式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比较理论的说法，改善营商环境，可能对正规的企业更管用，应该把一般性的说法，转化成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的政策建议。这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做到让这些小微型市场主体在进入市场活动时真正面临零障碍。

第二，如果这些小微型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活动有障碍，就要让他们成为纾困和救助的主要受益者，直至发放补贴，让他们进入消费市场。市场出现失灵时不能只算经济账。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为小微型市场主体作主。大中型企业有什么诉求知道去找谁，他们对GDP、就业和税收贡献大，诉求容易得到重视，容易找到资源，但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有时投诉无门，这时需要让他们诉求有门。

第四，类似蚂蚁金服等高科技平台，此时正应该加入帮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行动中来，在政府之外，商界和社会也应该向小微型经济倾斜投入更多的资源。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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